【内容提要】“劳工神圣”思潮的风行，引起了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聚焦。他们在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探求解决之道，号召“与劳工为伍”，开展深入的社会调查，开始做教育工人、引导工人、组织工人的实际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接受的观点、学说和核心概念转化为自己的思考，尝试对劳动者两种悖反的状态进行解读和中国化话语的诠释，并以劳工问题的解决为突破，紧紧把握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从而在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搭建起桥梁，既为中国现代社会革命造就了先进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了现实的本源和阶级载体。
【关键词】劳工神圣 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 共产主义
作者简介：熊秋良（1970- ），南京大学皇冠welcome娱乐登录入口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
1918年11月16日，为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中获胜，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的演讲大会上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并迅速得到知识界和报界的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礼赞劳工世界的到来，或关注劳工风潮的涌动，或尝试劳工问题的解决。考察他们对“劳工神圣”的接受、认知及实践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呈现“劳工”群体进入中国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图景，而且折射出一个时代思想和社会心理的深层次变动。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劳工神圣’这一庞杂含混的口号中,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切实地探视到中国现代革命的来临及其最初的思想发端,它潜隐地标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因变异和思想文化的密码转换。”
“劳工神圣”口号提出的多重向度
“劳工神圣”口号经蔡元培提出后，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沈定一评说道，蔡元培的一篇演说“居然把‘劳工神圣’底标语，深印在觉悟者底脑筋中”。“劳工”开始成为社会公共话题，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许德珩说道：“天安门前‘劳工神圣’的公开讲演,是破天荒的得着社会上多少人的景仰和兴奋。”此后，“劳工神圣”逐渐取代“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这让人似乎感觉在“吾人最后之觉悟”意犹未尽时，突然被另一个新号角打断，然而审慎地考察就会发现，历史的潜流已在悄然涌动，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1．欧战的结局及华工的影响
一战期间，14万中国劳工“以工代兵”奔赴欧战，当时国内外报刊都对华工为欧战服务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如1918年的《诚报》以“西欧战地之华工队”为题刊载了多幅华工在战时的图片：一些华工与英兵一起锯木以供造路之用，一位强壮的华工举起大沙包，甚至有一位华工展示了他所制作的海船模型。这些画面改变了以往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形象，凸显了华工在欧战中努力、积极的身影。国外报刊称赞道：“凡工人之操作勤恳而秉性忠实者莫华工……其办事之效能可无疑问。”《远东评论》（The Far Eastern Review）的一篇文章甚至说：“毫无疑问，华工赴欧援战将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将成为这次欧洲大战史上最重要的一方面。”
华工在欧战中的表现也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认可，北京警厅侨工事务局同意北京工界首开侨工欢迎会，以表达对华工参与一战以及在战争中所取得成绩的敬意。华工的一战经历也影响了社会精英对华工，甚至劳工的态度。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喊出“劳工神圣”的同时，在演说中还说道：“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鲁迅后来也写道：“欧战时候的参战……儒者们引以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康有为甚至致信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强调：“吾国参战之功，惟工人最大，则我国所争议约之事，应以保护华工为最大事焉。”正是鉴于华工在欧战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积极作为，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劳工以及劳工问题。
2．一战期间欧洲各地罢工运动风起云涌
一战使欧洲各国国内局势大为恶化,人们不堪战争之重负,开始奋起反抗。如德国，1917年参加罢工的人数已达146万,1918年的罢工浪潮更是一个接着一个,参与罢工的人数增至250多万。同时，各地纷纷效法俄国十月革命,成立士兵苏维埃。即使在一战中取得胜利的国家,一些民众也认为，“利益悉归于资本家阶级,而劳动阶级,乃一无所得”。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国的社会党人极力反对战争,组织工人罢工,以至这些“国家劳动者与社会主义者,大起非战运动,到处与帝国主义之提携运动相冲突”。傅斯年在《新潮》上发文写道：“中欧各国起了社会革命了！俄国式的革命到了德意志了。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
一战期间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报界予以高度关注。1917—1918年间，《华工杂志》《大战事报》《兴华》《银行周报》《欧战实报》等报刊大量报道了德奥罢工风潮、法国铁路、纺织工人罢工运动、日本罢工风潮、俄国工人罢工运动以及伦敦纺织工人罢工运动等等。时人已敏锐地观察到世界劳工风潮的到来：“欧战以还，世界资本制度之国家，无一不受社会革命之风潮所激荡。”世界工潮的风起云涌，通过国内报刊的传播，知识界自然受到影响。
3．中国劳工阶级的壮大与罢工
一战期间，既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的时期。据统计，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有200多万，大多数集中于东南地区和沿海城市的大企业里。此外，还有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约1200万人。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他们不仅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待遇不断进行反抗，而且为了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进行斗争。1914年至1919年5月间，工人举行的全国性罢工有108次，其中1919年1-5月就有19次。如上海日华纺织公司工人为撤换日籍工头、增加工资、反对日籍经理调整规章，分别在1918年8月13、14、15、16日、9月18、20、21、22日、10月24、27、31日举行大罢工。面对日益高涨的罢工运动，陈望道称颂道：“我们所谓争斗是阶级的争斗……我们决不反对这意义的争斗。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而且主张，而且顽强地、热烈地主张。”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组织也开始出现，逐步显示强大的影响力，为五四运动时期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做了准备。
4．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劳动主义”的影响
“劳工神圣”口号的流行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劳动主义”的宣传密切相关。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劳动神圣”，他们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个弘扬“劳动”，第一个组织劳动工会，第一个出版以“劳动”命名的期刊，甚至第一个举办劳动大学。
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首次明确张扬“劳动为人生之天职”的思想，重视劳动的生产意义，认为“人之所以贵乎劳动者，将以博得生产物也”。1918年3月，吴稚晖、梁冰铉、刘石心等人在上海创办《劳动》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劳动”命名的杂志。吴稚晖将《劳动》月刊的宗旨确定为：尊重劳动；提倡劳动主义；维持正当之劳动，排除不正当之劳动……促进我国劳动者与世界劳动者一致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便是劳动问题，而劳动问题不仅由于雇佣制度的存在，而且还因寄生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而引起，其实质是“阶级战争”，因此，劳动是神圣的，劳工也是神圣的。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黄璧魂甚至将开办的印刷厂取名为“劳工神圣社”，因而在上海名噪一时。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对“劳动”“劳工”的解读与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经济学、阶级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具有显著差距，但在当时整个社会轻视劳动和劳工的氛围下，无政府主义者凭借他们的影响，对“劳动”“劳工”的肯定无疑对一战后“劳工神圣”思潮的兴起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劳工神圣”口号反映了国际、国内社会的变动，程度不同地体现并汇集了当时各色各样的社会思潮和观念,它以极其浅显通俗的形式提供了一个人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启蒙口号。当时有一则评论恰如其分地指出：“这难道是认蔡元培作偶像,才把‘劳工神圣’深入人心？——想来蔡元培一个人，哪里能够凭空造出‘劳工神圣’这句话，他不过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
启蒙中的悖反：对“劳工神圣”的问与答
“劳工神圣”思潮的逐渐风行，使五四知识分子对观念建构和中国社会问题思考的视阈明显发生了转换。1920年6月17日发行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评论道：“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声浪在杂志界和报章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可见这个口号强烈吸引着五四知识分子。然而，一位学生却用诗歌写道：“‘劳工神圣’，这话真的吗？呸！劳工——神圣……怎样劳工就是神圣呢？简直是实业家，资本家的牛马呵！”面对这样的斥问，五四知识分子必须做出回应。
1．劳工何以神圣？
在五四运动推动下，一些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有初步了解的五四知识分子，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从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的角度解释劳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肯定劳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从而向社会宣传劳工为什么是神圣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陈独秀切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认识到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他在《劳动者底觉悟》中明确指出：“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同样受到五四工人运动影响的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喊出：“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甚至胡适也说道：“世界人类的文明和幸福，惟工人所创造。”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群体的认同，也反映了中共建党前后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他们指出，社会上的生产制度无一不依靠广大劳工，“假使没有他们，社会上的生产制度，一定会破产的。那人类生活就会绝望哪”。因此，应该“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为了让广大劳工也懂得他们何以神圣这个道理，五四知识分子创办了《劳动者》《劳动音》《劳动界》《劳动与妇女》《劳动周刊》《工人周刊》《上海伙友》等一系列刊物，讴歌劳动伟大、劳工神圣。如《劳动界》的发刊词说道：“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
2．中国的劳工神圣吗？
虽然五四知识分子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从社会财富创造者和人类历史推动者的角度礼赞劳工神圣，但社会现实是广大劳工过着悲苦的生活。
在日本人开办的纱厂里，女工不仅工作时间达12小时，而且工作环境极差，容易患肺结核。参观者写道：“我们就可知道机械的粮食，不是煤炭，是工人！资本家所掠夺的工资剩余，不是金钱，是工人的血肉。”有人在调查沪西工人的劳动状况时指出：“工人稍有懈怠，随意脚踏口骂；大便时间过长，这要罚工钱。”“孤身的工友……他们劳苦过度，多一病就死。”《每周评论》刊载的调查文章形容唐山煤厂工人“尚不如骡马的生命”。王秀水编辑的《上海工人运动史》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工人运动进行了考察，他指出：“被国际帝国主义作为公共殖民地的中国，工人生活，简直比牛马不如。”鲁农在《劳动界》刊文指出，在资本家眼里，“做工的生命，还不如那资本家底一只疯狗!”可见，中国的劳工是神圣不起来的。
3．劳工进入文学
劳工是神圣的，这样的公共话题也迅速以文学的形式得到表达。最初一些文学作品大多讴歌劳工的伟力和创造，体裁以诗歌为主。如一位作者在《星期评论》发表的《劳动歌》中写道：“你种田，我织布，他烧砖瓦盖房子……作工八点钟！休息八点钟！教育八点钟！大家要求生活才劳动……槐树绿，石榴红，薄薄衣衫软软风……休息八点钟！教育八点钟！作工八点钟！大家要求休息才劳动。”1921年五一劳动节时，渊白为这首诗歌谱了曲，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五一纪念号”上。显然，这首诗歌受到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根据工人运动中提出的“三八制”，即“做工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唱出了工人的诉求。
为纪念五一劳动节，1921年5月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出版了“五一纪念号”，刘大白发表了两首有关劳动和劳动者的诗歌，一首为《劳动节歌》：“（一）世界，世界，谁能创造世界？不是耶和华，只是劳动者。世界，世界，劳动者底世界……”。另一首为《五一运动歌》：“（一）五一运动，五一运动，劳动者第一步成功，虽则成功，也难免几回飞溅血花红。断头如上，枪弹丛中，有多少牺牲者曾经断送！五一运动，悲壮啊！成功底历史多么惨痛！五一运动，光荣啊！成功底代价多么珍贵……”。这两首诗歌都称赞劳动者创造了世界，同时讴歌了五一劳动节在欧美的成功，期望中国的工人懂得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要紧跟世界劳动潮流而奋勇前进。
如果说以上的诗歌只是对劳工运动抽象的一种表达，尚未触及中国劳工的具体生活的话，那么《起劲》《浙江路口的一个人力车夫》《一个黑夜的车夫》等诗歌不仅描述了劳工的悲苦生活，而且鼓励工人起来斗争，做自觉的阶级：“‘从此更起劲！起劲做工。’切断工人颈子上的锁链，打破资本家所建筑的牢笼。”“苦力的朋友呀，我狠诚恳地祝你一句：‘啦过了黑暗危险之地，前途还有极大光明之路。’”
除了诗歌外，劳工话题还出现在一些写实叙事的戏剧、小说中，如竹生的《拉车夫》通过对话呈现人力车夫生活的艰辛与无奈。车夫说道：“这生活简直是牛马不如。”他呐喊道：“难道我们不是一个人吗？甚么人都不拿我们当人类看待。”在《五一纪念》的独幕短剧中，通过烟草公司的工人阿方与妻子的对话，反映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并借五一节纪念，唤醒工人起来斗争，正如剧中人物阿方所说：“我们做人的道理如此：这一天我们苦工人得胜的纪念日，全世界都要纪念，难道我一个人还为一天工钱么？”
随着“劳工神圣”思潮的兴起，以及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在《新青年》《晨报》《新潮》《觉悟》《星期评论》等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学作品猛增。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有洋车夫、铁匠、校役、农夫、学徒、店员、纺织女工、烟草公司工人等等，他们基本上都是首次进入文学作品，这显然与当时“劳工神圣”思潮的影响分不开。劳工群体的镜像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进一步扩散，与之相关的劳工问题逐渐成为公共话题，影响着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动。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与劳工为伍”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五四知识分子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社会变焦，并在新的意义上强调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他们反思道：“我想我这拿笔在白纸上写黑字的人，够不上叫劳工。我不敢说违心话，我还是穿着长衫在，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不是劳工。”施存统说：“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俞秀松在《〈浙江新潮〉发刊词》中号召：“凡智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智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以上言论反映了五四青年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他们跳出知识分子的圈子走向民间，开展实践活动，极力使自己走近劳工或变成一个真正的劳工。正如李立三所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几乎没有认识群众力量，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一般进步青年，便受了这个浪潮的冲击，认识国民革命前途，必须唤起广大的群众来参加，尤其是工人群众。所以到工人中去，成为当时一部分革命青年的口号。
1．开展社会调查
五四知识分子要走近劳工，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的劳动状况。《觉悟》1920年第7卷第4期发表了光涛的《社会调查》，作者说，暑假已在眼前，有一件事很要紧，就是社会调查，而且这个社会调查专指调查劳动界。作者认为，这样做的益处，“关于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实现底预备。关于中国现在的、揭破工厂和资本家底黑幕，促他们底改良”。可以说，早期五四知识分子践行“与劳工为伍”口号的重要路径就是走进工厂，进行社会调查。他们的实践不仅提供了关于劳工状况的具体资料，而且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因此，他们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得到了报界的积极支持，予以大量刊载。
以《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号为例，这一期为“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刊发了大量关于工人的调查报告，兹列表如下：
这些调查报告大都列出了调查的具体事项，如工人的年龄、家室、工作时长、工资、工作环境、居住条件、生活消费、包工，甚至出生死亡率，通过大量表格的对比，详实的数据解读，给读者呈现了工人苦难的生存场景。如调查报告指出，长沙的劳工界“在这资本制度以下，劳动者为资本势力所屈服，完全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的劳动“是被压迫而且黑暗的状况”。据不完全统计，《新青年》在1919—1921年间设置的“社会调查”“人口问题”“工读互助团问题”“劳动问题”等专栏和专号上，大约发表了140多篇政论、报道和通信,对当时中国突出的劳工和劳动问题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讨，反映劳工的生活实况，探讨如何动员他们改造自身并参加到社会改造甚至社会革命中来。
除《新青年》外，由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少年世界》月刊同样注重社会的实际调查，专辟“劳动世界”和“工厂调查”栏目，“专载国内外工厂内容的调查”。国内工厂调查以武汉为主，包括武汉造币厂、粤汉铁路机器厂、财政部造纸厂、京汉铁路机器厂、汉阳铁厂等。此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实业杂志》《东方杂志》《北京实业周刊》《上海伙友》《劳动界》等也都开设“劳动问题”“社会调查”专栏，报道“天津劳动者底状况”“大连底劳动界”“徐州底劳动界”“广州劳工状况调查录”“广东实业之状况”“松江实业状况”等等。
五四知识分子开展的社会调查，一方面使他们对中国的劳工问题有了切实的体悟，另一方面使一些工人受到启发，他们结合自己的劳动状况，写下了《一个拣丝头的工人自述》《一个排字工人的苦话》《我做学徒时底苦况》《我做学徒时候底景况》《我们流出的血汗到哪去了》等短文。一些觉悟较高的工人希望知识界不只是高唱“劳工解放”“劳工神圣”，而应通过知识的引导和灌输，帮助他们“共除那种不平等的事”，使他们“脱离这苦海”，“都成功有人格的工人”。
2．创办夜校
一些五四知识分子也深感要使劳动者有彻底的觉悟，必须进行劳工教育。陈开懋说：“劳动界还在混沌中，还在大梦里。什么‘五一纪念’呀，什么‘资本主义’呀，什么‘劳动神圣’呀，都是一无所知的……过着奴隶的生活……不晓得觉悟，起来奋斗，而与世界潮流适应。”如何能达到解放之目的、改造之目的呢？他认为，“必须从‘从灌输新思想到工人的脑袋里去’入手，要‘灌输新思想到工人脑袋里去’，非‘去与劳工为伍’不可，所以这个‘去与劳工为伍’问题乃是最紧要的问题。”因此，他认为设立劳工夜校的办法较为完美，并付诸行动，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沪江大学校门外办起了学校，每周一、三、五为授课时间，除教课本知识外，还教写字、算法，“并与他们讲到‘人格’‘平等’‘自由’‘自决’，和资本主义之万恶，劳动家之神圣”。
同样，包惠僧在对武汉劳动界进行调查后说，要使工人产生阶级的觉悟，惟有劳工教育四字。那怎么做呢？他提出：第一，劳动界有觉悟的人，自己发起，设立劳动学校，像长辛店的工人补习学校那样；第二，知识阶级的人本着良心上的主张，去援助劳动阶级，或组织劳工学校，或向劳工演讲，增进他们的知识，促醒他们的觉悟。包惠僧所说的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最早的工人补习学校，由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等人于1920年12月筹办。它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教员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什么是做工、劳动，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与军阀、资本家作斗争，工人深受教育。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知识水平，而且提升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3．发动五一节纪念
由于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和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使命。五一劳动节的传入无疑进一步增强了他们与工人群体的联系。
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五四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组织和发动工人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如在北京，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有校役、夜班工友和学生500多人参加,会上散发的传单阐述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原因：“希望诸位常常纪念五一节，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工读互助团出动了两辆汽车,车上插着写有“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资本家之末日”等字样的红旗，沿街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一部分北京学生坐火车到长辛店铁厂散发传单和发表演说。工人听后说：“你们要是昨天来，我们今天便能罢工了。”
为了通过五一节纪念来促进中国劳动界的觉悟，使中国工人运动与世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李大钊发表了《“五一”May Day运动史》，这篇近3万字的宏文详细地考察了五一节纪念在西方工人运动发展中的历程，以及不同阶段五一节纪念的斗争目标，并期望中国的劳工同胞“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星期评论》《东方杂志》《民国日报·觉悟》《建设》《新青年》《少年世界》等报刊同时刊载了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可见舆论界对劳工问题的高度关注。
在上海，陈独秀等人联合中华工会总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7个团体组织工人召开五一节庆祝会，到会的有三四千余人，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广州的女子职业、铁路专门学校等学生发起召开五一节庆祝会，到会的有广州各学校和劳动团体等大约几万人，其中工人占大半，会场挂着“劳工神圣”“资本家末日”“打破阶级制度”“奋斗”“牺牲”等标语。学生发表了“五一劳动史”的演说，并表示了对今后劳动节的希望，听众“拍掌之声如雷动”。时人著文称赞说：“诚广州空前未有的劳工纪念会，真中国劳工的好现象了。”此外，长沙、九江、唐山、汕头、漳州、哈尔滨等地也有工人集会和散发传单等活动。在这些纪念活动中，工人不再局限于增加工资，他们要求“八小时劳动，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显示了工人阶级对自身价值的深刻认识，知识界认为，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空前的觉悟”，“他们所要求的是人的生活”。李大钊寄语中国劳工同胞，将1920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为一个“觉醒的日期”，努力争取本阶级的权利。正如当时舆论所言：“今年五月一日，可算是劳动问题在中国发生实际运动的第一日。”
变焦与转换：让劳工神圣起来
如果说由“劳工神圣”引发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问题、社会问题的聚焦是自然演进过程的话，那么随着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接受和认知，一个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在性质上便开始发生变焦，转换为世界共产主义思想下的“社会革命”，成为“劳工解放”的逻辑起点。
1．劳工要做世界的主人，必须在政治上赢得更多的权利
受欧战的影响，蔡元培喊出“劳工神圣”，李大钊倡言“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渐渐认识到劳动者地位之重要，在言论上对于劳动者“都知道表示同情的心理”。在走近劳工的实践中，在唤起劳工觉悟的行动中，中国劳工界困苦的境况使他们不可能回避、也不得不思考如何让劳工神圣起来，也就是走向解放。去吾写道：“近来工人的进步，非常敏速，我们恰应该想出法子，去保护他们，优视他们。”
办法是什么呢？从政治方面着手，成为五四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有人认识到，仅仅指导工人为了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进行斗争是不够的，这只是解决暂时的和眼前的问题，因此除了从经济上考虑，还要从政治方面去思考和努力。陈独秀在演说中肯定做工的人是最贵重的，是社会的台柱子时，便期望他们在实现待遇改良后，努力争取管理权，即“做工的劳力者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劳工没有政治的保障才被“恶政治来鱼肉”，所以劳工运动若不涉及政治，是不彻底的，“希望中国的劳动者……赶快实行参与政治运动，做政治运动中的中坚”。罗豁指出，世界上的一切文明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却不能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所谓安宁、幸福、平等、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都是资本家和官僚的专有物，因此他呼吁劳动者觉悟起来，做“世界底主人”，“共同努力取还我们劳动者底血汗结晶，这就是阶级觉悟的必要”。显然，他也从政治层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希望劳动者觉悟起来。
在五四知识分子看来，劳工要做世界的主人，必须在政治上赢得更多的权利。五四知识分子自我认识的提升，也为他们的奋斗寻找到了新的目标，即要赋予工人新的历史使命，通过革命谋解决之道。他们明确宣布，“劳工问题，实为二十世纪革命的原动力”，工人作为社会组织的骨干，革命分子的中坚，政治上的解决就是唤起他们“来做工运之唯一法门”。要让工人懂得，要推翻资本家，必须推翻保障他们的政府不可，而且他们完全有力量进行反抗。他们急切呼吁劳动界“赶快起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争回你们的人格，推翻那万恶的政府和那万恶资本阶级”。“快快觉悟，起来革命”，即使牺牲生命也不顾，“因为没有相当的牺牲，决不容易得到效果的”。
2．“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
马克思学说尽管较早从日本和欧洲传入中国，但只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五四先进知识分子才开始认真研究。在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检视中国劳工、社会问题时，他们借助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从政党的角度考察其成功的原因，借鉴其经验，并以此思考中国的社会革命。李达在《评第四国际》中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建党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李大钊也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设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由此他呼吁道：“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明确表示希望尽快建立中国共产主义的政党。
正在国外苦苦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蔡和森也认为，要推动工人运动，需要四种利器，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是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在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他希望“中国于二年内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因此，他建议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并自信“有九分对”。这说明，蔡和森已经对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有了非常清晰的认知。
陈独秀和李达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都认为，工人阶级革命的目的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行劳工专政，而要实行劳工专政，归根结底必然要“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人散布到全体中间宣传革命，实行革命。”也就是说，共产党应该由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对历史使命具有自觉担当精神的优秀分子组成。
3．“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
面对工人的艰辛生活，五四知识分子将初步了解的马克思学说中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核心命题，结合工人的劳动实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他们受压迫的命运不是天注定的，而是“资本家生产制”造成的，从而为“社会革命”及其目标提供理论的支撑。如陈独秀运用马克思的“资本私有”和“剩余价值”概念解释红利为何就是剩余价值，他说，资本私有是指有资本的人拥有工具，并雇人做工生产，自己还可以不做工，没有资本的人只能出卖劳力给有资本的人做工生产。同时工人用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的名义掠夺而去，这个红利就是剩余价值，这就是劳动者苦命的原因。毛泽东在启发工人觉悟时，向他们赠送《劳动界》，湖南黑铅炼厂一位钳工罗谷荪读了《劳动界》以后，懂得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原因，他呼唤道：“黑暗，黑暗，黑暗！这是甚么世界到了，马格斯呀！你到我们中国来吗？这种十重地狱里面的日子实在难过呢。”
李达在解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时，也予以解释：“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因此，劳动者千辛万苦仅能维持生活，如不能做工，则非饿死、冻死不可。
那么劳动者怎么才能不饿死、不冻死？怎样才不受资本家的剥削？李大钊立足于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的发展趋势，认为只有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李达给出明确的答案：“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这是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所以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
1921年1月2日,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开会讨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他明确地否定了改良主义，他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施存统对一些人认为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进行了驳斥，旗帜鲜明地说：“所以我们必须阶级对争，必须采用劳工专政……总之，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对于这一时期五四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确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余 论
由“劳工神圣”引发的劳工问题和社会问题，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了裂变，陶希圣在谈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些运动的影响时说道：“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唤起了个人的觉醒。各种社会思想和政治学说在学生大众中如风起云涌，并行不悖……社会问题的主流的劳工问题亦渐从知识分子的空想转入社会的实际生活。”“劳工神圣”作为一个社会现实和思想关注点大大迥异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概念游戏和新旧思想的对垒，五四知识分子使其远离文化讨论的学理层面，有了更明确和直接的意蕴，表达了更为具体的社会内容，即由“劳工神圣”推衍出中国的劳工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他们探求解决之道，走入民间，“与劳工为伍”，开展深入的社会调查，做起了教育工人、引导工人、组织工人的实际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接受的观点、学说和核心概念转化为自己的思考，并与中国的劳工问题结合起来，尝试解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在提出社会革命时，马克思主义彰显出相当的理论诠释力和实践动力。正如德里克所说：“在20年代政治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较他们的前辈更为关心社会的变革，其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要旨也更为合拍。正是通过这一代人，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了中国社会思想。”
当李大钊把政治的“民主主义战胜”与社会的“劳工主义战胜”作为欧战的两个不同结果加以区别，并强调社会主义的胜利是20世纪的世界精神和潮流时，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思想的启蒙、传播和社会改造的实践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对启动现代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个层面上，他们塑造了两个完全相反的劳工群体社会形象，即世界的主人翁、文明社会创造者的劳工和受掠夺、生活不如牛马的劳工，通过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的强烈对比，确定劳工身份归属，使劳动者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另一个层面上，更为重要的是，当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劳动者两种悖反的状态进行解读和中国化话语诠释时，实际上在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搭建起了桥梁，既为中国现代社会革命造就了先进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了现实的本源和阶级载体。
参考文献：
[1]李军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年。
[2]王增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3]闻翔:《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4]王继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与启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
[5]程伟礼等：《先知的足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