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恩格斯写作的一部关于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起源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国家，科学地阐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写作背景

　　恩格斯的《起源》，是适应时代和无产阶级斗争发展需要而写的。《起源》写作于1884年3月至5月，同年10月在瑞士苏黎世出版单行本，后来在德国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1892年，恩格斯写了《新发现的群婚实例》一文，作为本书的附录。

　　完善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和阐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1877年，美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家路易斯·亨·摩尔根根据自己对美国印第安人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人类婚姻、亲属关系、氏族制度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写作了《古代社会》一书。马克思对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高度重视，并且计划用唯物史观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是，马克思还没有实现这个心愿就逝世了。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做的摘要和批语。恩格斯研究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摩尔根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而摩尔根的研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证明，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为了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结合他本人多年研究的成果，写就了《起源》一书。

　　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形色色的国家理论。19世纪初，面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资产阶级学者竭力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和种种弊端，大肆宣扬私有制自人类出现起就已经存在，甚至提出原始社会就出现了资本。而在国家这一政治制度核心问题上，资产阶级学者则把国家说成是永恒存在而不可侵犯的，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进一步掀起了鼓吹私有制、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浪潮。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重视在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清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和国家理论的影响，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这一任务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因此，恩格斯撰写了《起源》。

　　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面对工人运动的新发展，各国资产阶级竭力施展各种手段进行政治统治。一方面，加紧对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镇压。另一方面，为了迷惑工人运动，采取某些社会改良措施，制造“国家社会主义”骗局。而资产阶级学者则鼓吹所谓“讲坛社会主义”，强调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可以调和对立阶级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企图把社会主义运动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政府还竭力拉拢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利用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鼓吹合法改良。在英国，自诩为“社会主义者”的费边社分子，也宣扬国有化和阶级合作是渐进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同时，这些机会主义者还宣扬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是超历史、超阶级的工具，或者把当时的国家当作“民主”的圣物而加以顶礼膜拜。消除各种机会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十分迫切的任务。这也是恩格斯写作《起源》的直接出发点。

　　全书基本内容

　　《起源》包括1884年第一版序言、1891年第四版序言，以及正文九章。在正文中，第一、二章主要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与之相对应的家庭婚姻形态；第三至八章分别以易洛魁人、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民族为个案，追溯了氏族组织的特征，以及从氏族向国家演进的历史，由此说明了国家的特征、历史类型、形成方式。第九章是总结部分，系统论述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全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观点：

　　两种生产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已经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进一步完整表述了这一理论，将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看作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此阐明了人类社会从血缘关系向阶级关系演进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早期，决定人类社会制度的主要因素是血缘关系，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社会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和所有制的支配。

　　家庭的起源和历史演变。恩格斯采用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方法，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前两个时代又各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恩格斯考察了各个历史时代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家庭形式的历史变迁，指出家庭作为经济细胞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之一，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人类社会的家庭形式随着习俗和生产的发展依次经历了四种形式：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

　　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恩格斯以摩尔根发现的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易洛魁人氏族为依据，运用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的大量历史资料，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和发展中解析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原因及过程。他强调，劳动分工是私有制产生的社会前提，剩余产品的增加是私有制产生的物质前提，劳动个体化的趋势是决定性因素，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普遍化。私有制的发展使得社会分裂为阶级。私有制和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历史范畴，因此，它们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

　　国家理论。恩格斯以雅典、罗马和德意志国家产生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精辟而又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第一，关于国家的历史起源。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由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的。人类历史上有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形成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主人和奴隶两个阶级。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而且使得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商业和农牧业的分离和商人阶级的出现。这次社会大分工彻底瓦解了氏族制度赖以存在的前提，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由此可见，国家是在私有制和阶级发生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国家的产生有不同的过程和途径，他以雅典、罗马和德意志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为事实依据，系统地阐述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雅典式的形式，国家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第二种是罗马形式的国家起源，罗马国家是平民和贵族斗争的结果；第三种是德意志人的国家产生途径，即国家是直接从征服广大外部领土中产生的。

　　第二，关于国家组织的特征。恩格斯指出，国家是在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不是对氏族组织的简单继承，而是与氏族组织有着根本区别的特殊的社会组织。一是国家按地区划分国民，按居住地组织国民，氏族组织则以血缘关系划分和管理居民；二是国家设立专门的公共权力，迫使被统治阶级服从，这种公共权力以强制力，即以武装的人及其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为后盾，这是氏族社会所没有的；三是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甚至发行公债。

　　第三，关于国家的本质。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国家是社会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它是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用以实现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国家在形式上凌驾于社会之上，似乎中立于相互冲突的阶级之外，其面貌是代表公众的利益，但剥削阶级国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形式，总是与其阶级本质相悖的。国家是统治阶级政治秩序的维护者。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相互冲突、不可调和的对立阶级，社会自身既无力摆脱这些阶级对立，又不可能解决这些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缓和这种冲突，努力把它们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这就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设置，履行统治与缓和、压迫与控制的多重职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充当着缓和阶级对立和冲突、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特殊工具。

　　第四，关于国家的统治形式。在揭示国家的阶级统治本质的基础上，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明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统治阶级财产状况与政治统治联系的不同方式。恩格斯把进入文明时期以来国家的统治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奴隶制国家，二是中世纪农奴制国家，三是资产阶级国家。这三种国家与历史上的三大奴役形式是相适应的，恩格斯强调：“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第五，关于国家的未来消亡。恩格斯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这就表明，国家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也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趋于消亡。不过，国家的消亡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和阶级。

　　理论意义与历史意义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社会分析。在《起源》中，恩格斯对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系统论述，这为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等社会政治现象提供了科学依据。《起源》深刻阐明了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任何国家都是统治阶级政治秩序的维护者。无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什么统治形式和政府政策，只要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基础上，其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核心功能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其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与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本质上，必然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要坚持由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必然要把维护和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作为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对于把握国家、民主等政治现象的本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起源》指出，国家虽然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但是形式上却常常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言人的形象出现。资本主义民主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间接和隐蔽形式，是围绕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利益运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民主政治具有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有制的建立，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获得民主，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因此成为国家发展历史上的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与形式、程序与实质的关系方面达成高度统一，在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与实现全社会公共利益方面达成高度一致奠定了基础，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普遍、真实和平等的权利创造了前提。

　　国家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源》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清理在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各种错误的国家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工人阶级懂得了国家的本质以及作用，懂得了如何捍卫无产阶级新型国家，从而激发出了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力量。《起源》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和近代学术史上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蔡和森根据恩格斯《起源》，于1924年编写出版《社会进化史》一书，被很多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党的基层组织列为教材和学习读物，许多人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新时代的现实意义

　　家庭观对当代中国家庭文明建设的启示。恩格斯关于家庭地位与功能的观点无疑为当前家庭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从一般意义上讲，家庭是由夫妻、父母、子女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系统，不仅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发生血缘的、生活的等自然关系，在朝夕相处中影响着各自的成长与发展，而且家庭成员也会与社会发生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联系，影响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发展，甚至影响国家的走向与发展。恩格斯认为只要女性能够大量参加社会劳动，男女在地位上就能达到真正的平等。在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整个社会认知的进步，广大女性已经投入到社会大生产中，这为男女平等创造了客观条件。只有正确看待婚姻家庭关系，才能创造良好的家庭伦理关系。况且婚姻从来就不仅仅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在广义上它还是一种社会行为。我国现阶段的家庭就承担着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多方面的功能，如何立足现实条件，适应小康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阶段婚姻家庭的基础、模式、道德、立法等问题，将是艰巨和长期的任务。

　　私有制理论的现实启示。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发展产生了私有制，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但消灭私有制是有条件的，也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要辩证地看待私有制和公有制的矛盾，遵循私有制发展消亡的历史规律。要正确认识私有制与阶级的关系。阶级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产生的，它同私有制是孪生兄弟，是同时产生的，又互为存在的条件。最终废除私有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国家理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起源》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仍然处于竞争的时代，国家职能决不能削弱，而是要加强。恩格斯讲得很清楚，国家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可以说，国家越强大，缓和冲突的能力就越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国家能力把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群众进行斗争的空间挤压到最小。在我们国家，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一旦没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国家机器的存在，这些斗争就会马上表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