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之一。1846年12月，马克思致信帕·瓦·安年科夫，阐释了他的唯物史观思想体系与蒲鲁东的思想大杂烩之间的原则区别；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着特殊的关联，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信魏德迈，谈了在阶级以及阶级斗争问题上，他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从1857年开始，马克思用了近20年时间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创作了《资本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遭到攻击和反对。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致信路·库格曼，回应相关观点，阐释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在人生的最后五年，马克思搁下了他所钟爱的《资本论》后续内容的整理、修改和出版工作，着重阅读和研究人类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极为关切作为东方国家的俄国未来发展问题，不仅留下了著名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而且留下了几篇珍贵的通信。这些通信记载了马克思晚年有关唯物史观的进一步思考以及对俄国未来发展的原则性判断。1877年10至11月他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2月底到3月初写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和同年3月8日写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就是这样的通信；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小提琴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旗手。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在伦敦给朱·卡内帕回复了一封信，在该信中，恩格斯用对新世纪的题词，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精神的经典阐释。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著有《贫困的哲学》（全名是《经济矛盾的体系——贫困的哲学》）。帕·瓦·安年科夫是一个自由派作家，他曾经给马克思写信，表达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看法。马克思在给他的回信中，不仅说明了自己对蒲鲁东哲学的意见，而且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的回信实际上就是后来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提纲。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是一本很坏的书。原因在于蒲鲁东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接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

　　马克思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选择某一社会形式，是因为，社会归根到底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在人们的活动中，起基础作用的是生产力。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人们会产生表现为交换和消费形式的物质利益关系，在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之上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制度、家庭组织以及阶级这样的利益共同体。政治国家则是社会制度、家庭组织和经济利益共同体的正式表现。

　　马克思在这里用与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一样的词汇，阐释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须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在阐释了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之后，马克思重点推演了作为人类全部历史基础的生产力所具有的客观性、继承性和延续性，在此基础之上，说明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

　　生产力是人们在实践中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是先前人类活动的结果，对每一代人而言，都是既得的力量。人们之所以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们创造历史所依赖的历史条件是不可以选择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现存的生产力面前只是守成，而不能推进。相反，人们在适应现有生产力基础上，只要遵循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会使得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生产力在由前代活动的结果变成后代创新发展的基础过程中，就形成了人们在历史中的世代继承以及与之相应的历史联系。正是生产力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绵延不绝。

　　由生产力的延续和继承导致的人类历史的绵延不绝，表明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是与个体活动无法分割的。因为个体活动是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的，正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活动推进了历史的发展。人们既然无法自由地选择生产力，那么，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所建立的生产关系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大厦得以建立其上的物质基础。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魏德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的忠诚战友之一，是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在得知魏德迈要前往美国时，马克思提醒他注意清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海因岑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海因岑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把当时出现的阶级斗争现象归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挑唆。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有针对性地阐释了自己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观点。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建立了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只是到马克思那里，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才得到关注。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学家如基佐、梯叶里和米涅，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和阶级现象的经济根源作出了梳理或分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新结论是：第一，阶级是一种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范畴。也就是说，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阶级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消失。第二，阶级产生以后，阶级之间的利益博弈就出现了。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当资本主义建立之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最终消灭阶级，进入到无阶级社会的手段。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路·库格曼是德国医生，第一国际会员，马克思的朋友。1867年9月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出版，随后，有两位追随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的人撰文表达对《资本论》的攻击。其中一个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价值概念没有作出论证和说明。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这封信中，专门回应了这样的歪曲，与此同时，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第一，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果人类停止了物质生产劳动，那么人类就将灭亡；第二，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任何社会生产的客观规律。换言之，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分工。分工的方式和比例或许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社会分工的存在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典型地区是西欧，特别是英、法、德三国。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传播所激发的回应以及西欧之外其他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使得马克思不得不进行新的思考。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刊登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诺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这篇文章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的解释。为此，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但是，该信并没有发出，后来恩格斯发现了马克思的手稿并复制了该信，交给俄国民粹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查苏利奇。查苏利奇将其译成俄文发表。

　　从这段摘录的文字，我们不难看出：第一，马克思的谨慎。数十年时间在大英博物馆查阅英国资料的马克思，为了能够对俄国经济发展作出判断，不仅学习了俄文，而且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资料。在注重调查研究方面，马克思和毛泽东尽管处于不同年代，但却一脉相承，风格相似；第二，马克思含蓄地肯定俄国这样的东方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文中的“他”是指米海诺夫斯基。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强调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换言之，马克思反对把他有关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分析变成“历史哲学”的公式，到处套用。

　　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

　　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

　　查苏利奇代表俄国解放社给马克思写信，要求他发表有关俄国历史，特别是有关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马克思郑重其事，留下了四个草稿和一封正式的复信。上述文字摘自马克思复信的第一初稿。

　　“农村公社”在俄国得到保留，这是欧洲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因此俄国“农村公社”和欧洲的资本主义能够并存。马克思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趋势是被社会主义代替。如果俄国的“农村公社”能够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成果，那么，就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发展的苦难（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生。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相比于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马克思正式复信的篇幅要小很多，反映出马克思面对问题的慎言。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资本论》的理论分析，不能给出有关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的直接答案。在马克思看来，要想使得俄国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前提条件是排除各种破坏性的影响。因此，与其说马克思肯定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生命力，还不如说他渴望分析这种生命力得以维持和新生的前提条件。

　　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致朱·卡内帕》

　　1894年1月3日，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杂志《新纪元》找一段题词，以表达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新世纪的特征。对于旧世纪的特点，佛罗伦萨诗人但丁曾经概括为“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为此，恩格斯认为，即将到来的将是社会主义的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表明，在恩格斯所期待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体发展的空间将空前开拓，而个体与集体、个体与个体之间将休戚相关，形成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