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是在不断冲破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束缚和影响、采用渐进的方式推进的。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复杂国内国际形势,江泽民同志深刻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经验,审时度势、果敢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观点,并在党的十四大上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
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新局,面对国内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困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经济改革是重中之重。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有学者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率先涉及改革中要处理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客人时更是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9月,我国经济改革主要围绕着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路展开。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经验,在理论上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指导我国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成为引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路明灯,推动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发展。
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化改革取向,强调“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思路。1988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出现政治风波、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何去何从,中国来到了一个重大历史关头。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89年6月,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会上坚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一鲜明的政治宣示,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理解、自觉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为贯彻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江泽民同志不仅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主持召开一系列座谈会,探求经济体制改革思路,推动国家经济健康发展。1991年夏,江泽民同志着手筹备召开一轮专家座谈会,他要求参会人员必须具备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一到两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江泽民同志还对座谈会的内容提出要求,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其次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进行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苏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和危机,以至于整个国家遭受重大挫折,发生急剧变化。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敞开思路,对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作出探讨。从10月到12月,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召开11次座谈会。这一系列座谈会比较充分地讨论和酝酿了我国经济体制选择和改革目标,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观点。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明确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月28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将邓小平同志谈话的要点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体党员干部。3月,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如何落实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4月1日晚11点,江泽民同志给国家体改委负责人打电话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体改委好好研究下,向中央提出建议”。经过讨论研究,体改委的建议是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
经过系列座谈、深入思考,江泽民同志于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了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立足全球视野,不仅谈到“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认识作了系统回顾,还介绍了国内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些代表性看法,并强调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他在讲话中鲜明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还指出,“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所接受的”,并指出“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与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
6月12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征求邓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同志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指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江泽民同志就党校讲话征求了党内意见,结果表明党内对此普遍赞同。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意味着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锐意理论创新结出了累累硕果,意味着中国正在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告别,即将迎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刻。
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按照党的十四大精神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决定》所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决定》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也借鉴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有突破,思想性和指导性都很强,是继续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全会结束后不久,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极大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同时,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加快建设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经过一系列改革,我国不仅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极大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还为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中国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践已经证明,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巨大的制度创新创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为我国在强国之路上越走越宽广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今天,我们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只有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